十多年前，我跟平江籍老作家李自由、吴傲君先生聊天，说，对平江熟悉的程度，你们二位可能都不及我。记得他们当时没有反驳。

我到平江的时候，还不满17岁，41岁离开，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平江的青山绿水中度过的。我曾在幕阜山下挑货郎担，在黄金洞伐木，在汨罗江上放筏木排，足迹遍及平江的山山水水……

颠覆我这种自信的是彭东明同志的长篇小说《坪上村传》。作品写的是他老家平江县安定镇的故事。巧合的是，我曾两次在安定镇（那时叫安定区）工作，前后6年。其中5年有我的家人同在。彭东明写的那些田畴阡陌，山路小溪，我走过千百遍。早起，路边草丛中清凉的露水，打湿过我的鞋子；小河飘荡的乳白色雾气，轻拂过我的衣襟。但我写不出他祖母菜园里菜花的香味，他祖父帮别人治跌打损伤的那份神秘，更写不出山地特有的韵味。说到底，一个地方的山风和地气，是作家的文学胎记。在母腹中开始熏陶，与生俱来。一个外来户，不管在那里待多久，也是很难知其三昧的。

细究起来，这种文学胎记，对任何一个文学写作者都是存在的，只不过自己没有觉察罢了。

以我本人为例。

说来惭愧，我15岁外出求学，尔后浪迹天涯。虽然也经常回去探亲，但每次都来去匆匆。当日子流水般过去，才发现，除了本屋场的几位老乡亲、几家老亲戚外，家乡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了。2020年，戏剧家吴傲君先生应邀去韶山做一个剧本的文学顾问。老吴很诧异，对那里主事的同志说：你们应当约请张步真先生，他是韶山人，你手里拿的参考书籍《故园行》，就是他的作品。主事的同志看了看手中的书，又查了百度，才恍然明白。原来这位同志是外地人。而我，离开家乡确实太久，又疏于亲近，以致互相都陌生了。

尽管如此，我的创作从未脱离过故乡的滋养，身上的文学胎记总是如影随形。

1980年秋天，有一次我从长沙乘早班火车回去，到家是上午10时多。我家堂屋里有七八位乡亲在热切地谈论事情——这里要说一下我的父亲。父亲19岁开始做乡村教师，他的生活道路虽然也有过波折，到了1977年，本该退休了。那会儿，学校恢复升学考试，语文教材中古典文学的比重增加，公社中学缺少这方面的教师，他延至62岁才正式告别讲台。因为一直在本乡工作，有的父子两代都是他的学生，他在乡间的社会联系比较广泛，家里于是经常高朋满座。

我到家后，堂屋里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我听了一会儿，终于听出一点眉目。话题集中在村里的一个社员——我们就叫他朱二升吧！

前不久，县委**要下乡来我们村，大队头天就在安排派饭。所谓“吃派饭”，指那时的干部下乡，轮流到社员家就餐。通常不需要特别招待，随菜便饭就行。但自从头一年冬天以来，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事，总是借故推托。这时，朱二升找来大队部，说，他请**明天到他家吃饭。大队支书皱了皱眉头，似有不便言说的事，但还是点头答应了。

朱二升回到家里，也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决定把“派饭”办成席面。晚上还跑到供销社，开口要买茅台酒。人家告诉他，店里从来没有卖过茅台酒，最好的酒是长沙的“白沙液”。

第二天，席面很丰盛，鸡鸭鱼肉，还有酒。县委**也感到错愕。吃完饭，照章付了四两粮票、两毛钱。临别时，**勉励朱二升：好好生产，努力做个好社员。

谁知**走后，朱二升几乎受到一致的抨击。有的说他拍马屁；有的说他赚了几个钱，脑子就烧坏了。甚至有人说，朱二升开了个坏头。今后再有干部来村，别人该如何做派饭？

在众口一词的批评中，我父亲说：你们不要骂了，朱二升是想争一点面子。

送走客人，父亲告诉我：朱二升年轻的时候，因为粮食困难，曾顺手牵羊拿（偷）过队里的红薯，挨过批斗。去年，他种木耳发了一点“露水财”……

这时我脑子豁然一亮！这位有点小毛病的农民，其实是一个在历史负债和社会伦理困境中卑微挣扎的小人物。他渴望得到解脱。于是决定把“派饭”办成席面。虽然他现在仅仅是个不再为衣食发愁的农户，但去年种木耳赚了钱，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县委**登门，这是柴门有庆，蓬荜生辉，他要与不光彩的过去彻底告别，他需要获得“最高权力认证”！他知道有人在嘲笑，无奈之中却也有几分自信！

这是在社会剧变时期，一个农民追求人格尊严的故事。

回到岳阳，在一个星期六，因为我的居住处环境嘈杂，便来到郊区北港公社，仍旧借住在公社文化辅导员廖岳声同志的房子里。当我提起笔来，家乡的山川草木、人情冷暖，以及深埋于心底的乡土记忆，一齐涌上笔端。3天时间，写成小说《朱二升请客》，12000字。故事没有做多少加工，几乎原封未动。写成后，草稿在手中存放了整整一个月，不时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然后寄给了《人民文学》。我觉得，作品在作者手中多磨一些时间，寄去后，编辑同志如果能够一口气流畅读完，事情就基本可以确定。20天后，编辑部果然来信，稿子留用。1981年2月，作品在《人民文学》“短篇小说栏目”头条发表。

为这一次小小的成功所鼓舞，这一时期我专写农村。并以“故乡风情”为副标题，3年多时间内，集束式地在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18篇，无意之中形成了我个人创作的一个小高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这些作品应和了社会的期待，《湖南日报》派记者来岳阳做专访，专访记《热爱生活，忠于生活，表现生活》登在1981年11月1日的报纸上，记者称我为“乡土作家”。接着，老作家康濯在《文学报》发表《土热人亲的画幅》、文艺评论家李元洛在《文艺报》发表《连云山下“土作家”》、评论家余三定在《湖南文学》发表《自觉的使命意识》，此外还有多篇评论，关注我的创作。在这同时，《文艺报》邀请我参加在长沙召开的农村题材作品创作座谈会，较大篇幅地登载了我的发言。1985年9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将这些农村小说结集出版，为发行需要，用了一个通俗文学的书名：《远处，传来沉闷的枪声》。更有趣的是，1983年秋，陈邦柱同志出任岳阳市市长，市里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市政府秘书长将我介绍给新市长：“这位是‘农民作家’张××。”我不感到突兀，甚至还自鸣得意！

其实，我进城已经5年了，对农村已经陌生。之所以能够集中发表这些农村题材的作品，仔细想来，就是文学的胎记在起作用。童年时的浸染熏陶、家乡的山川草木，是每一个人最深刻的“原初经验”。这期间，我每年至少两次回乡探亲，父亲和兄弟们总会说一些乡间的人和事，我的文学潜藏立时被激活。平江是我的生活根据地，我也会不时到曾经扎根的山村回访。我在这两个地方都有“离去”，又都会“归来”。一来一去的结果，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新的题材就如山上的野兔，不断在眼前奔突。因为事物总是相比较而存在，有对比才会有发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里还要说一个花絮。

转眼到了2007年初夏。一天傍晚外出归来，老伴说，有个上海电话两次找你，晚上会再打来。晚上8时左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一位曹姓老师打来电话。曹老师从邮局114查号台找到我的座机。他正在做一个地域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在《朱二升请客》中读到一个词：“阳春面”。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词在湖南流行的范围和背景。他说他是通过《汉语大词典》知道这篇小说的。

小说的细节其实没有必要去仔细考证，但我还是和曹教授做了深入的交流。大约12岁的时候去外婆家，三舅带我在湘乡一个偏远小镇吃了一碗“阳春面”，味道好得不得了，几十年都记得，后来随手就写进了小说里。这么不经意的一笔，竟然引起一位学者的注意，还收进了词典。

第二天，我来到市图书馆，在《汉语大词典》第11卷第1068页，查到了这个词条——

【阳春面】不附加菜肴的汤面。又称光面。①夏衍《克农同志二三事》：“快八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②《人民文学》1981年第2期（《朱二升请客》）：“两碗阳春面下肚，人也有些劲了。”

这个案例不涉及文学。我想说的是，《汉语大词典》是**重点项目，共13卷，收录了2.27万个单字，37.5万个复词，总计5000余万字，被联合国列为汉语翻译指定工具书。《朱二升请客》为其中的一个词条，提供了13个字的注释，虽是尘芥之微，却是为汉语文字做了一个贡献。对于作者来说，与有荣焉。

……

这一切都源自于故乡。如果你是作家，一定不要远离故乡。如果离开了，也要时常去亲近。那里赋予你以生命，故乡的山风和地气，滋养了你的灵魂，那是你文学的胎记，是你文学的根。写作人的根永远扎在泥土里，除非你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