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群友在平江历史文化群里晒了一张图片，拍的是“大清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男子立下的《典妻契》，泛黄，一看便知有了年载。

封面，红纸写着典妻契三个字，黄绫花纸镶边。正文，白宣纸，不足百字，红印，墨迹，手印，一应俱全。展开细看，不过寥寥数行，却写尽了旧时一位女子任人摆弄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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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俭久欠李玉法白银五十两无力归还，愿将妻陈氏典予李玉法为妻。”

契上写得明白，这陈氏不是自己犯了错，也不是夫妻和离（即古代协议解除婚约），而是因为丈夫还不起债，被当作抵押品，典了出去。

三年为期，到期后王成俭拿二十两银子便可赎妻；若过期限还不赎，“另作它议”：这短短四个字，特别是中间夹杂着的代指牲畜和物品的“它”字，透着透骨寒意。它意味着，若夫家无钱赎回，这女子便如牲口物品般，永远归了别人。

典妻契约里，往往还有一条更为冰冷的潜规则：所生子女，为承典人后代，归典夫所有。妻子被明码标价，出嫁从夫，夫可典之；典期有限，而骨肉分离之苦，却无人问津。

在中国，这种“典妻”陋习，并非自宣统年间才出现。

其实早在西汉，便已有“嫁妻卖子”的记载，《汉书·贾捐之传》提到：“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汉代的百姓亦因生活所迫，将妻子当作商品一样出卖。

到了宋代，这种现象逐渐制度化，甚至有了比较固定的契约流程，也就是所谓的“立字为凭”。

至明清时，尤其在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典妻之风更盛，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典水面”。

到了王成俭立契的宣统二年，已经是公元1910年了，彼时，世界局势已然大变，电报、铁路穿行于大地，可在这张纸上，一个女人的命运，依然只需几个男人按下的手印，便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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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悲哀的是，这张典妻契上，从头到尾，丝毫未见陈氏本人的手印和签字。

这份契约的当事人只有三方：典妻人王成俭（即陈氏的丈夫）、承典人李玉法（出钱租妻者）、说合人王志清（中介）。女子被典出、被送入别人家、被当作生育工具，整个过程，她连一个手印都不必按，也没资格按：在律法上，她不算“当事人”，在道义上，也没有人觉得需要征得她的同意。

这固然反映了旧时女子地位的低下：没有经济权，没有人格独立性，夫家若穷得揭不开锅，妻子便成了家中“最后可处置的资产”。

但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还有一个更耐人寻味的地方：典妻，明明是被朝廷律法所禁止的。

根据清代《户律·婚姻》规定，典雇妻女，属于违法行为。

按《大清律例》的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不仅典妻的丈夫要挨板子，承典人也同样要受罚。

自元代《元典章》始，到明清两朝，官方三令五申，禁止典妻，可禁来禁去，民间的典妻习俗，仍然屡禁不绝。

一边是纸上禁令，一边是穷苦百姓按下的手印，法与俗，两种力量，僵持在烟火人间岁月中，最后妥协成这样一种局面：官府“知道”，百姓也“知道”，大家心照不宣，只要不出人命，听之任之。

为什么禁而不绝呢？

一方面，律法虽严，但在实践中，常将“立契受财”作为入罪要件，难以全面禁绝。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对于底层挣扎在贫苦线上的农民来说，活下去，比遵循法条更迫切。

其实，我们也是事外之见。在当时，当家中断粮、孩子嗷嗷待哺、丈夫卧病不起时，也许“典妻”，才是穷途末路时，穷人所能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悲哀啊！

传宗接代的观念、夫权的笼罩、社会保障的缺失，都为这种陋习，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种契约，“违法”却“有效”，是穷苦人的活命法宝或出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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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张宣统二年的典妻契，绝不是孤例。

翻开中国文学史，1930年左翼作家柔石写下的《为奴隶的母亲》，无疑是暴露浙东旧有陋俗及人性挣扎的文学蓝本。它讲述了农妇“春宝娘”，被丈夫典给老秀才，换取100块大洋的人间悲剧。

为了替丈夫还债和养育久病不愈的儿子春宝，被典当给富家传宗接代。在为富家生完儿子秋宝后，变成了他们干粗活累活的佣人，遭到冷遇和百般凌辱，秋宝还从母亲怀抱被强行抱走。

被典当期满后，她又被驱逐归家，回到那个令他爱恨交融的家，原夫嫌弃、朝思暮想的春宝却视她为陌路人，她最终病死于风雪寒夜。

故事最后，她抱着春宝，站在破败的家门前，身后空荡，前路空茫，场景非常凄凉。

这篇小说里，她是富人家的“生育奴隶”，丈夫眼中的“赚钱奴隶”，最让人心酸的细节，是春宝娘在秀才家生完孩子后，她的丈夫，那个亲手将她典出去的男人，来到秀才家。两个人，隔着门槛对望，彼此的陌生感，让春宝娘恍然觉得，自己早已不属于任何一个家了。

三年期满，这个家，人难留；那个家，情难舍。三年前，满怀屈辱与不舍而去的女人；三年后，又痛苦而彷徨地回来。亲生的两个儿子天各一方，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这样的场景，在历史上何止上演过一回二回，数不清啊。

2002年，宁波市甬剧团，将柔石的这篇小说，改编成甬剧《典妻》，轰动一时，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戏剧大奖。

舞台上，春宝娘被典出家门的那一刻，灯光骤然暗下，追光灯投射在她身上，一个人，孤零零跪在舞台**，身后两道绳索，将她拖向两个方向：一边是自己的孩子，一边是被迫履行的“职责”……

这一幕，看得人心里发酸。

戏剧能打动人，恰恰是背后真真切切的历史。

那张宣统二年的典妻契上，虽然没有春宝娘的名字，却有无数个“春宝娘”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堆得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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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及共和国建国后，还有典妻之事发生吗？

有疑问，问“度娘”。一问之下，我得到的回复：民国政府虽在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中，明确规定婚姻须双方自愿，禁止重婚、纳妾，从法理上否定了“典妻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偏远农村，尤其是浙江、福建、甘肃等地，该恶俗仍暗中流行。

彼时，甘肃称“僦妻”，辽宁称“搭伙”或“拉帮套”，实质均为变相的“典妻”。

而浙江的宁波、绍兴、金华等地，是“典妻”高发区。典妻，即租妻，为了生计，将老婆租借给别人生孩子。一为娶不上媳妇的穷光棍续香火，一为家有万贯的财主当婢当妾**，本文开篇是还债作抵押，又是另一种情况。契约通常写明“典期三年”“以得子为限”，所生子女归承典人……

那时，社会学者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调查发现，浙江仍有穷户因“儿子活命”而典妻。地方官府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真实的悲剧”现象，无不印证着“典妻”，仍旧存在着。

如今，这张泛黄的“典妻契”，已然成了博物馆或藏家手里的藏品，静静地躺在展柜或书盒中。

我们无从追问当年那个叫王成俭的丈夫和妻子陈氏，他们后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的呢？

三年期满，王成俭赎妻了吗？还是说，他终究放弃了，“另作它议”？陈氏从此归了李玉法，又生了孩子，度过余生？

几重疑问，一张白纸，寂静无声，留下无边想像。陈氏的一生，从这张纸上看来，永远无解。

好在1950年颁布了新中国《婚姻法》，彻底废除了典妻等一切封建婚姻陋俗。“禁止包办、买卖婚姻”，法剑高悬，丑恶无处遁形。

从此，妻子不再是可以被典当的“物品”，女儿不再是家里可以随时变卖的“资产”。那张旧纸上按下的手印，终于成了历史尘埃里最后一枚残迹。

当代呢？虽无“典妻”案例发生，但“借腹生子”，组织**，涉及金钱交易且违背女方意愿的事，暗流涌动，沉渣泛起，但均处于极其隐秘状态。我在某城市的天桥下，曾看到过一些**的小卡片。不过，这些恶行，一旦败露，肯定按涉嫌拐卖妇女、强迫**追究刑责，均会受到《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惩处……

今天写下这篇文字，非为猎奇，亦无意站在道德高地，嘲笑古人。只是希望那种物化女性的恶俗，不再重演；也希望恶俗，随着中国女性地位的根本性提升，而永远消亡。这是一个社会底线所在，也是文明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