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邹喝醉了，趴在桌上嘟囔："牌子竖在坡上，字是写给活人看的。可写牌子的人，忘了自己也是个活人。"

老邹这辈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年轻时他在机关上班，一百多号人里头数他精神，浓眉大眼，腰杆笔直，西服一穿走在走廊里，回头率比现在的明星还高。可这人有个毛病——凡事非得掰扯清楚，像修表师傅盯着一枚齿轮，零点几毫米的误差都要抠出来。

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去螺丝"。说他像螺丝一样拧巴，咬住一个问题死不松口。老邹听了不生气，咧着嘴笑道："螺丝拧到底才叫紧，话说到根上才叫透。"

我第一次领教他的"透"，是那年他在局里校车办，搞交通安全宣传。老邹审材料，翻到一张山区公路的照片，路边立着块警示牌，五个字——"事故多发点"。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摔，手指哆嗦着问："你给我说说，这牌子是想提醒司机这儿危险，还是盼着再多撞几辆？"

满屋子人愣住了。有人嘀咕："这不就是个习惯说法嘛……"

"习惯说法？"老邹眼珠子瞪圆了，"司机一脚油门冲过去，扫一眼这牌子，脑子里冒出来的是'小心'，还是'多发'？你们坐办公室写东西，写完自己开车上去跑一趟试试！"

这事闹到了**那儿。**打哈哈说老邹太较真。可第二年春天，那块牌子真换了，白底红字写着"连续弯道 减速慢行"。换牌那天老邹特意开车跑了一趟，回来跟我说："这才像人话。"

老邹在单位待了一辈子，没混上个一官半职。跟他一批进来的人，有的学会了看**脸色说话，半句真话留肚子里；有的顺风使舵，三年挪一个位置，越挪越高。只有老邹，像颗锈死在螺纹里的螺丝，谁拧都拧不动。股室里报上去的材料，经他手就得扒一层皮。有一回他指着一份报告里的"切实抓好贯彻落实"问我："这七个字，你能不能在会上站起来，当着所有人面念一遍，然后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答不上来。他叹口气："咱们写公文的，手里握的不是笔，是刀子。一个字下去，底下人可能跑断腿；一句话含糊，老百姓可能绕晕头。能不谨慎？"

退休以后，那些被他拧过的螺丝渐渐松了、锈了、被人忘了。可他的毛病没好，走在街上眼睛还是到处"拧"。

有一回我俩路过十字路口，他突然站住了，仰头盯着红绿灯上方那块蓝牌子——"违法抓拍"。

"你说，"他扯了扯我袖子，"这牌子是想告诉司机这儿有监控，违章会被拍，还是说交警正在那儿进行违法'抓拍'？"

我被问得脖子发僵："不就是个警示嘛……"

"警示什么？警示'违法'还是警示'抓拍'？"他跺脚，"主语呢？谁违法？谁抓拍？写这牌子的人，动笔之前能不能先想想站在底下等红灯的人，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哪个意思？"

我没吭声，因为他还有第三句。果然，他弯腰指着斑马线前的三个白字——"车让人"。

"让是人做的事，车怎么让？"老邹蹲在地上，手指划过那三个字，"车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要写'礼让行人'，司机一看心里一紧，知道得踩刹车；你写'车让人'，行人一看以为车会自己停，低头刷着手机就往马路中间走。这不害人吗？"

他蹲在十字路口说这些的时候，旁边等红灯的小姑娘偷偷拍了他一张照，大概觉得碰上了个精神不太正常的老头。只有我知道，这个拧了一辈子螺丝的老邹，是怕那些看不见的字，哪天拗着谁的脚，绊着谁的路。

老邹这辈子还有一套"酒论"。他是我们单位的酒仙，一顿能喝两斤白酒不倒。年节聚餐，**举杯，大伙跟着举，只有老邹端起来先闻闻，咂咂嘴，然后把杯子搁下了。私底下跟我说："酒进了嘴是水，烧到肚里是火，窜到脑子里就是鬼。"

他总结喝酒分五个阶段：先是花言巧语，接着豪言壮语，再喝是胡言乱语，然后是不言不语，最后醉倒在床上还在自言自语。

去年秋天我见过他最后那个状态。我俩在小馆子吃饭，他破例喝了半斤。出来时天黑透了，他扶着路灯杆子，忽然没头没脑地说："我这辈子拧了太多螺丝，可最该拧紧的那一颗，在自己心里。"

"哪一颗？"

他没答，仰头看着昏黄的路灯，飞蛾扑扑地撞着玻璃罩。过了好久，他喃喃道："牌子立在坡上，字是给活人看的。可写牌子的人，是不是忘了自己也是活人？"

那天晚上送他回家，他躺在床上还在嘀咕。我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车……让……人……到底谁让谁……"

窗外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不知疲倦地跳着颜色。"违法抓拍"冷冷地悬在那儿，拍下无数匆匆掠过的车和人。老邹的呓语渐渐低下去，像一颗拧到最紧处的螺丝，终于在寂静里，“睡”着了。

我想，他是累了。这个跟文字较了一辈子劲的人，终于在梦里，把所有拧巴的句子都捋直了，把那些缺了主语的、丢了宾语的、乱了时态的，一个一个，放回它们该在的位置。

至于那些牌子，也许明天就换了，也许永远不会换。但老邹说过的话，像他拧过的每一颗螺丝，咬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咬得紧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