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国中短篇小说创作述评

从创作队伍来看，中青年作家是2025年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中年作家在历史坐标中解剖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在“异类”生命与时代环境的碰撞中探索生命的价值。青年作家对“虚构”概念的现代认知更趋自觉，在人物心理把握上的层次感和分寸感足见长进，显示了良好的艺术潜质。从审美向度来看，2025年中短篇小说对新时代社会焦点问题抱以热切关注，体现出选题和视角的多元性。小说家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扩展到全球视野，并把审美视点从文化现象层次上升到对生命的终极追问。基于学者视野的创作往往在矛盾结构中展开文学想象，努力发掘乡村振兴推进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主旋律叙事以直击情感内核的眼光审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沧桑巨变，用主观抒情的叙事语式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诗性空间。乡土小说超出城乡互动视野，而聚焦于乡村内部边缘与主流的互动，剖析新时代农村文化秩序与伦理结构。小说家对乡土社会的观察更趋深入，开掘时代命题的能力有所提升。生命个体的情感空间不乏新的开拓，人文关怀与讽刺批判并重，总体上褪去浪漫色彩，逼近人间烟火和市井趣味。少数民族作家以逸出常态的极致化想象突显异质感，美学风格的多元追求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

一是对时代命题的探索。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局。老年题材小说通常侧重于地域文化差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代际鸿沟等思考面向。而阿袁中篇小说《马蒂斯去哪儿了》以孤独的全新阐释回应时代命题，拓展了同类题材的审美疆域。作者虚构了宠物狗马蒂斯的形象，成为人类孤独的镜像。马蒂斯并非一般意象，而是作为“主体”而塑造的艺术形象。马蒂斯与其主人的依存关系传达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而马蒂斯的孤独处境以及终被抛弃的命运又是那么触目惊心，寄托了创作主体关于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思考。石一枫中篇小说《小姚护士和她的病号》貌似讲述小姚护士如何拯救老狗金毛的故事，而实则思考如何面对死亡的终极问题。金毛与其主人老太是“共生体”，其生死存亡不断引起纷争，牵动着整个家族的神经，隐含着深层的伦理关系。金毛的生死问题显然超出了生命伦理的范畴，而直指喧嚣语境中的势利心态与人情冷暖。

乡村振兴题材的多向度开掘显示了主旋律文学的深化。雪静中篇小说《凤鼓铿锵》把乡村振兴的时代书写导向文化传承的命题，通过虞姬项羽文化风情园项目的筹划，反映新时代农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同时，作者敢于正视农民落后意识对新农村建设带来的隐忧，对当下乡村社会心理结构有犀利的剖析。翔虹短篇小说《鱼挪活》把笔力放在乡村创业与环保政策的冲突上。韦明朗倾其所有，两次投资淡水鱼养殖，但皆以生态环保为由被驻村干部黄匡所打破。作者在塑造我党优秀干部黄匡的同时，指出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现代农业发展观念亟待转变。陈应松短篇小说《火车开往神农架》以对话形式回溯半个世纪前艰苦卓绝的筑路故事。过去落后的技术与现实中飞速前行的高铁形成时间的碰撞，突显山乡巨变的主题。老头乘坐高铁前往神农架探望已逝的救命恩人大头，无异于一次还愿的行动。他在月台上动情哼唱“大头大头，只喝二锅头”的歌声，分明是个体记忆穿越历史的回响。空中飘荡的歌声与火车驰骋的声响构成飞腾激越的叙述节奏，这种主观抒情的诗化追求拓展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空间。

文学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东君《诗人独孤卫的十年》、孙频《玫瑰之宴》等中篇小说以诗人为主人公，通过诗人命运遭际来探测时代变迁背后的精神裂变。两部小说从诗歌的命运着眼，揭示时代洪流中诗人身份与地位的变化。与**经济题材小说相比，直接以文学之变折射时代之变的小说更能从精神层面直击本质。天空与大地、理想与现实、精神与肉体是文学书写的永恒命题。朱朝敏中篇小说《我们曾握手星辰》、朱山坡短篇小说《座头鲸》承续这一命题，以诗意化想象展开叙事，探索人类生存的价值。余美珍和堂哥皆属“异类”，生命常常偏离正常轨道，在价值追求的巨大反差中形成戏剧性张力。两部作品中现代主义诗学对时代精神的穿透力度，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深化提供了审美参数。

二是乡土小说的审美新进向。杨怡芬中篇小说《圆黑岛》以“我”的视角追踪乡村斗殴事件，试图破解处于边缘位置的小姓家族与当地势力之间的恩怨。小叔叔因仗义行事而被捕入狱，出狱时已变成精神残废。作者把这个人物的命运置于小姓家族被他者化的框架中审视，刻绘略显封闭的海岛环境中人性的复杂面向，塑造农村与都市相连、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岛屿文化奇观。樊健军短篇小说《蝉为什么鸣叫》同样从边缘与主流对立的视角打量人事，以米珍奶奶失踪为线索展开众生色相的描写。肖仲秋捐助当地学校的善行为村民所知晓，成为这篇小说戏剧性的转折点，他从被全村孤立的对象一跃而成为众人心中的“贵人”。身价倍增的背后是人心向背，关涉世俗功利的算计。两篇小说都以“异类”形象的处境变化辐射人心流向，而后者更以边缘向中心的转移，解剖乡土结构的复杂肌理。

以边缘与主流的对话推进叙事，亦是田耳短篇小说《叙利亚风吹进拐水凼》的艺术追求。廖老师与以麻主任为代表的留守老人之间的对立，某种意义上是乡土世界对抗虚妄的宿命化演绎。孤寡老人从逝者那里瓜分财产，极大满足了自身的物质需求，但这种物质积累终究是虚妄的，无力抵御个体精神的废墟状态。田耳的匠心在于，他把同为留守老人的廖老师作为参照，勘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他对旧房的改造方案契合以极简主义为特征的中产趣味。作为农村老人，他所营造的叙利亚风却来自身居城市的子女，与其自身的现实处境构成反讽。这种悖论结构拓展了乡土叙事的审美空间，实现了关于乡土伦理的深层叩问。李约热中篇小说《八度一家人》聚焦广西农村贫困家庭，以一家人的遭遇折**准扶贫期间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现实与精神面貌。李约热的叙事基于他的驻村经历，写起来驾轻就熟，把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真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没有写农民脱贫致富的过程，而是把视点对准日常生态，从农民精神结构中寻思陷入困境的根由。草白短篇小说《拜师学艺》以少女米娅的边缘视角讲述少年纳多拜师学艺的故事。雕花艺人章师傅不但没有实现传承任务，反而被纳多拉下水。师徒关系的变异破坏了艺术的纯粹，解构了文化传承秩序，照见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精神危机。

三是对情感结构的深层开掘。陈蔚文中篇小说《但愿人长久》以冷峻的笔调解码现代人的情感困境，超出了苏东坡词的浪漫化想象。作者着力于常日的碎片化书写触摸普通家庭常被遮蔽的痛点，表现普通人抵抗苦难的韧性。面对精神出常的丈夫，小珍并不嫌弃，而是体贴入微，凭借开出租车撑起家庭重担。为了突出新时代女性抵抗厄运的人格力量，作者把女性的疲惫之态推向极致。在挑战面前，他们有无奈，也有抗争，更有期盼。作者写他们生存不易，而种种困局又在人心的暖阳中得以化解。小珍与老邝的关系就是出于情感慰藉的需要，显然超出了不忠和出轨的道德层次。小珍与老邝、邹姐与老涂彼此照应，为生活营造温暖的氛围。两次关于极光的描写，隐喻主人公久久渴盼时来运转的可能性。这样的描写传递了正能量，给读者以力量的感召，同时把个体命运书写上升到人文关怀的层次。吴文君短篇小说《有菩提树的地方》以李佐的出场开篇，以女主人公的心理作为叙事角度，打开了一个中年离异女性逼仄的生活场域。李佐曾是她心仪的男子，从异国他乡归来，照说有了终成眷属的可能，但小说并未落此窠臼，而是把中年女性灵魂无处安放的状态做了延异化处理，镂刻出驳杂而精微的情感空间。汤成难中篇小说《江水苍苍》看似写三个情感故事，但其所开掘的情感空间显然超出了读者的期待。三个故事代表了三种态度，在汤成难的叙事中获得沟通的可能。艺术张力在三个故事的对话中得以彰显，生出一种历史沧桑感和审美的距离。

南翔短篇小说《禾雀花上的麻雀》由表及里地追溯爱鸟人士梁哥与麻雀的情感渊源，最后道出其对妻子的深沉眷恋。从误吃麻雀而忏悔的情节到亡妻杜英朗诵屠格列夫散文诗《麻雀》的场面穿插，作者把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引入人类情感的探究，试图创造以人观物又借物写人的生态审美新范式。陈然短篇小说《下班后》描写男主人公下班后在公交站与一个貌似同事的女子相逢的过程及其心理活动，以潜意识开掘传达了作者对现代人之间疏离感的全新体验与独到认知，不乏施蛰存《梅雨之夕》之神韵。徐一洛短篇小说《我们的初恋》在豪宅饭局中展开叙事。当赴宴者被问及是否愿意与阔别多年的初恋相见，绝情与多情的戏便开始上演，体面之下暗流涌动，言语间尽是灵魂的拷问。这样的叙事布局蕴含了作者对世风的批判，以看似轻松的叙事话语来向钱钟书的《围城》致敬。

青年作家处理情感的审美范式也自有打破套路的追求。周宏翔短篇小说《角色》敏感于戏剧化的情感模式。戏曲演员蒋红红在现实中扮演杜先生亡妻的角色，为了在幻觉中成全一份真情而充当“副本”。杜先生与蒋红红都是有情人，这就为故事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撑。作者把虚幻的夫妻之情推向极致，于虚实之中产生张力，并生出一种形而上的况味。郭伊格中篇小说《前路无知己》女主人公莫逆自小叛逆，放任生长，自然就有了别于常人的生命轨迹。姐姐莫愁去世后，她对姐夫郝志国心生恨意，但因对侄女郝美丽的疼爱而释怀，甚至与姐夫结为名义上的夫妻。在莫逆心理，郝志国从“仇人”到“亲人”的转变是考验写作者的关键环节。小说对心灵裂变过程的拿捏是从容的，展现了郭伊格的叙事才华。

四是少数民族小说在民族性、地域性与审美性等方面追求差异化，以逸出常态的极致化想象使叙事偏离常轨，直逼生活本相。阿慧中篇小说《暗疾》写大户人家媳妇米花无法忍受婆婆永无休止的咒骂而逃离的故事。骂人是整个家族延绵不断的文化。女性互骂驾轻就熟，其杀伤力远超我们的经验范围。男人背负着精神重压而成为短命鬼，甚至院子里的枣树也是被骂死的。小说结尾以逃无所逃暗示了“暗疾”笼罩下女性的宿命感。和晓梅短篇小说《花楼》以细腻笔触探入少女的内心，暴露了女性情谊面纱下的幽暗空间。笔锋所向，直指少女的背叛与势利，贯穿女性自我的内省意识。鲍磊中篇小说《等在雨季》主人公白静海渴望被在乎、被看见，同时又试图抵触社会、回避人群，沉迷于艺术想象空间。主人公对传奇身世的追忆与现实中心灵出路的找寻相伴随，在创伤清理中寻求与自我和解的途径。郭乔短篇小说《梅花珰》、占巴中篇小说《神变图》皆从家暴记忆荡开笔墨，但过程与结果殊异。家暴阴影下，前者突显精神重压如何在虚幻的爱情想象中得以释放，后者暗示仇怨主体在唐卡艺术创作中完成精神涅槃的可能。

美学追求上，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呈现出多元的艺术格调。赤列索巴短篇小说《去往秘境》的女主人秘境之旅，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探索，也是心灵趋于净化的过程，显出静穆的美学格调。王族短篇小说《一只疯了的狼》以一匹“疯狼”异样之态返照人类的无情，而传统意识中狼的凶残印象被颠覆，在为人类利益而与同类拼杀中走向了“狼性”的反面，突显悲壮之美。王剑宁中篇小说《布里汗》塑造了神犬布里汗的形象，以智取胜的救人行动显示了动物与人类相濡以沫的“情义”，同时在人与自然的伦理结构中拓展了生态文学的精神向度，显示了浪漫主义的风姿。郭雪波短篇小说《捡来一只怪雏鸟》同样写人与动物的关系，鸵鸟可汗与母鸡从“相恋”到“私奔”的描写令人忍俊不禁。在鸵鸟的去留问题上，男女主人冲突不断又妙趣横生，漫画式的诙谐背后是关于“平衡”的哲思。